【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1954年3月24日，创刊近五年的《光明日报》开设学术专刊《哲学研究》，这是我国当时报纸上唯一的哲学专版。自此，一代代哲学学人与这块专刊相伴前行，以淋漓笔墨书写睿智哲思，用学术力量助推时代进步。
《哲学研究》的第一任主编，是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
这位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又游学英、德、法等多国的哲学家，归国执教后名满学界，被冯友兰称为“中国真正懂得近代逻辑的第一人”“使得逻辑和认识论在中国真正发达起来的第一人”。
对于这块新生的专刊，他投入了极大热情。据当时的编辑部同事回忆，无论事务多么繁忙，金岳霖总是“参加和领导全部编辑工作”，虽然视力已很不好，但每期排好清样后，他都要仔仔细细反复审阅，才交付印刷。
《哲学研究》的创办，宗旨之一就是提供一个凝聚思想、传承学术、回应时代的平台。发刊词清晰阐明了办刊目的：“使从事过哲学研究的和对哲学的研究有兴趣的同志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学习、研究和互相交换意见的园地”“研究哲学的人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真正有用的力量”。
秉持这一理念，金岳霖组织学术讨论，刊发争鸣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理论工作者将形式逻辑视为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工具”，主张全盘否定。
金岳霖力主“逻辑讨论需允许不同学派发声”，在《哲学研究》上组织并推动相关问题讨论。他自己也撰写文章，为逻辑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价值辩护。这场“逻辑学大讨论”，纠正了此前的认知偏差，把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剥离开来，最终明确了其作为独立思维科学的合法地位。
除邀请名家学人为专刊撰文外，金岳霖也十分重视培养年轻人。
已故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钱耕森回忆，青年时期他先后在清华、北大哲学系就读，有幸聆听金岳霖授课。时隔10余年后，他偶然得见年逾古稀的金岳霖。金先生不仅毫不迟疑地叫出了他的名字，甚至还记得他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并谆谆勉励他：“以后还可以再写嘛！”
1955年，金岳霖奉调至中国科学院筹办哲学研究所，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昕接过了主编重担，《哲学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更名为《哲学》。
郑昕，中国康德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作为早期编委之一，他深度参与了这块专刊的栏目设置、选题规划，在创刊号上，他撰文《批判与领会》，畅抒心声：“作为新时代的哲学工作者，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我们的工作无条件地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郑昕担任主编期间，专刊除了刊发《介绍老子的哲学》《关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发展中的飞跃形式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章，还组织了“真理是什么”系列讨论。《不应当对客观真理作片面的理解》《从关于客观真理的讨论谈起》……一系列重磅文章，让专刊始终站在哲学界学术交流的最前沿。
忆起当时情形，时任郑昕主要助手、负责《哲学》专刊具体编辑工作的已故哲学家黄枬森曾回忆，来稿像雪花一样飘来，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在报纸上敬告广大读者：因本刊人力有限，来稿无法一一回复。
《哲学》专刊深受学者与哲学爱好者拥戴，“其气象格局，远非寻常理论园地可比”。据版面编辑回忆：“郑昕先生突破当时哲学理论刊物的周期限制，将双周刊改为周刊，显著提升了哲学论题的时效性与讨论深度，为更多学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也使哲学论辩更紧密贴合社会变革节奏，极具现实关怀。”
就是在这一时期，于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张世英开始在《哲学》专刊发表文章。这位正当而立之年、日后成为“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泰斗”的哲学教员，始终难忘1955年的那个夏日——当看到自己第一篇长篇论文《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个问题》在《哲学》专刊分两期发表，他喜不自胜。后来，他以此文为雏形，写就《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短短几年间便重印和再版十余次。他由此感慨：自己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是在光明日报支持与鼓励下起步的。
这位作者，很快也成了《哲学》专刊的编者——1958年底，他响应报社邀约，接过了专刊主编的“接力棒”。
整整8年间，张世英每周“雷打不动”拿出两天时间专门完成专刊工作。面对从天南地北源源不断飞来的稿件，他逐一拣选、认真阅读，遇到好文章便签上“可用”字样。
张世英回忆：“专刊……长短兼有，不排斥一些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和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这对于推进我国哲学研究、发展学术事业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现在的不少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最初是从《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最初是在《哲学》专刊上受到锻炼的，他们的第一篇名作也是在《哲学》专刊上问世的。”
主持版面工作之余，张世英不曾停下手中的笔。立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中国哲学内核，针对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思潮，他在专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导打破中西哲学研究的壁垒，以融通视野重构当代中国哲学精神。“我在专业写作方面的某些进步，未尝不可以归功于那段时间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如是写道。
七十余载经风历雨，《哲学》专刊始终挺立于学林。它在一代代学人的倾力托举下日益枝繁叶茂，也扶持了一批又一批与新中国学术同步调、共成长的优秀作者。任继愈、黄枬森、宋文坚、邢贲思、陈先达……许多后来蜚声学界的名家，都曾活跃于这块学术园地，他们内心，始终对这张报纸“引为同道、视若珍宝”。
“《光明日报》是我每天必读的读物，我从中获得了大量信息，特别是关于我国学术事业的进步、创新、发展的信息，可以说，它是我的日常精神食粮的来源之一。”在光明日报成立50周年之际，黄枬森专门撰文祝贺，如此写道。
“先生生前一直保持着阅读《光明日报》的习惯。每每说起他与光明日报这段跨越世纪的佳话，我们作为后学都感动不已，也更加明白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该怎么走。”张世英的博士生、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超杰这样回忆。
“陈先达先生与《光明日报》学缘深植。作为深孚众望的‘行走的马列字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拓者’，他85岁之后在《光明日报》刊发的哲思力作就达16篇，其中2篇还登上了头版头条。对自己最满意的稿子，他最先想到的常常是投给‘光明’。”光明日报《哲学》版一位老编辑记忆犹新。
一纸“光明”，承载哲思文脉；一路同行，映照学人风骨。这段跨越七十余载的“光明故事”，仍在岁月深处静静流淌，仍在今日学坛续写新章……
（本报记者 戴宁馨 张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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